嚴冬之后需要“甘霖”
在印尼,，華文教育其實曾有其輝煌的過去,。然而由于政治原因，華文的教學結果被封禁了30年,，連華文書的進口,，也和“毒品”一起被禁,。
隨著全球政治情勢的轉變，印尼政府自1990年代末期逐步開始對華文教育“松綁”,，從有限度的解除華文使用禁令(觀光旅游業(yè)與華文補習班),，到允許臺灣商人在印尼為其子弟開辦學校,。在新政府主張民族平等和多元化政策下，華文不平等待遇枷鎖逐漸去除,。
近些年,，隨著中國強大經(jīng)濟力的崛起與印尼政府急于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的需求下，華文得以在系列措施下受到推廣,。
這些措施包括：將華文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并預備將華文列為中小學生的“第二外語”(與英文享有同等地位)，加強華文師資培訓,，編寫華文教材等,。
這一股學習華文的熱潮，從大學漢語系的設立到各中小學華文課程的成立,，不論大城市或窮鄉(xiāng)僻壤,，華文補習班一個個的設立，可見一斑,。
除了華人本身之外,，在華文巨大商業(yè)利益的推動下，不少印尼族與阿拉伯族裔的下一代,，也逐漸選修華文或進入華校就讀,。
筆者任職的國際學校，初級部課室中已呈現(xiàn)華裔與非華裔學生各半的情勢,，每周仍有家長以電話或親臨詢問來校就讀的方式與時間,。
學校開設的假日華文班每周都有“新生”加入，各班人數(shù)皆已達飽和,。部分學生家長甚至駕車五小時接送子弟上下課,，學校附近約500公尺范圍內(nèi)就有三處以學習華文為號召的補習中心。
從以上的實例來看,，華文在印尼發(fā)展的“春天”似乎真的來了,，且勢不可擋。但問題是,，“嚴冬”經(jīng)過的是一段很長的時間,，華文教育在印尼猶如一片荒蕪許久的稻田，亟需各方“甘霖”灌注扶持,，才能重新耕種,。這些“甘霖”，包括了“師資”和“教材”,。
由于華文教育中斷達30多年,，有本地實際教學經(jīng)驗的印尼華文教師目前大約都已經(jīng)60歲。他們雖然有著豐富的經(jīng)驗與熱情，但體力與概念上難以負荷起日新月異的華文教學模式,。
“地方話華語”教師登場
不僅學校缺乏教學師資,，廣布于民間的各大小補習中心更是求才若渴。一時之間許多操著福州華語,、山西華語,、廣東華語等中國教師往來許多印尼華人家庭中，這些操著不同“地方話華語”的家庭補習教師,，給正規(guī)學校教育帶來許多困擾。筆者的一位在他校任教的中國籍華文教師朋友,，就以“越幫越忙”來形容這種亂象,。
其實印尼政府早在2001年起，就和中國合作在印尼的大城市開設漢語師資培訓班,，同時也派遣大批教師前往中國受訓,。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政府自2004年起每年派遣“志愿者教師”至印尼第一線教學，至今已有200余位教師投入各省中學,、中專及交流中心任教,。 新加坡國際組織亦曾派遣華文教師從事義工教師工作。
與師資同樣缺乏的還有教材問題,。印尼目前所采用的學校華文教材中,，初級部以新加坡教材為主，但高等教育及民間補習中心則使用中國教材較多,。
讓時間證明中華文化的韌性
畢竟新加坡以其優(yōu)質(zhì)的教育名聲及內(nèi)涵,，能使印尼教育當局“放心”的將初、中級華文教育扎根于“新式”教材,。
近年來要求適應印尼國情的“本土化”華文教材的呼聲越來越高,，目前已有和中國合作編寫的華文教材在一些學校試用。然而,，對大多數(shù)非印尼籍的華文教師而言,，反應并不熱烈。原因是這些夾雜著許多“印尼文”說明的華文教材不僅增加教學上的困擾,，同時形成學生學習上的依賴而延遲華文學習的時程,。
筆者的“校外”印尼華人學生就斬釘截鐵的表示：不希望使用這種“多此一舉”的教科書上課。
除了教材部分,，由中國教育部門所制定的漢語水平考試(HSK)更是自2001年起在印尼的不同城市舉行,。在眾多補習中心的推廣下，據(jù)悉每年都能吸引近千名考生參加,。
海外教師到印尼教華文,，有苦有樂，筆者有機會向一些來自中國的年輕華文教師了解,，許多表示自己已提呈辭職信,，但有的表示愿意留守,。
我還記得，留下來的人是如此相互鼓勵：留住海外華文的火種,，讓印尼華人的下一代像個華人,，讓他們有自信，且愿意在任何場合使用母語,，讓時間證明中華文化的韌性與優(yōu)越性,。(陳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