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上任要“燒”出“三把火”，從古“燒”到今,。據(jù)說“新官上任三把火”典故出自三國時期的諸葛亮,。諸葛亮當了劉備的軍師,，在短時期內(nèi),，連續(xù)三次火攻曹操,。第一次火燒博望坡,，使夏侯惇統(tǒng)領的十萬曹兵所剩無幾,。第二次在新野,，火攻,、水淹使曹仁、曹洪的十萬人馬幾乎全部覆沒,。第三次火燒赤壁,，百萬曹兵慘敗，最后跟隨曹操逃出去的,，只剩27人,。那時，人們把這“三把火”稱為“諸葛亮上任三把火”,，傳到后來便成了俗說的“新官上任三把火”,。
如今，“諸葛亮上任三把火”的傳人,，從上到下,，各行各業(yè)，大有人在,。此外,，新官上任要“燒”出“三把火”，從中“燒”到外,。美國新任總統(tǒng)奧巴馬上任伊始,，面對有可能愈演愈烈的經(jīng)濟危機，也是迅疾地,、無選擇地,、毫不猶豫地放上“三把火”�,？磥�,，“新官上任三把火”是一個普遍的現(xiàn)象,，成為為官的一種模式了，或者說成為一種定式,，規(guī)定的動作,，非如此不可。我認為,，“新官上任三把火”不要也罷,。
動機分析：“三把火”不該“燒”
“新官上任三把火”到底涉及到什么樣的問題？如果從動機,、實質(zhì)和可能隱含的問題來討論,，并且選擇了非此即彼的答案，就容易回答我們到底是贊同新官上任要“燒出三把火”,，還是因反對而要“滅火”,。
從動機來看，大體上有三種,。第一種,，出于習慣、慣例,，一種官場文化使然,。這種慣例又與三種預期相關聯(lián)著。一是官員的自我預期,，即自我暗示,，上任就得“燒幾把火”，如果自己沒有“幾把刷子”,，就有可能被別人看輕,；二是新官下屬的預期，有新官來上任,，下屬很自然等著新來的官“燒火”,；三是民眾的預期，經(jīng)驗告訴他們,，新官必會“燒三把火”,，因此，等著“點火”,。
第二種,，樹立個人權威，以便展開自己的工作,。習慣本身沒有什么不好,，問題在于當人們使用“新官上任三把火”這個俗語時，通常是貶義的,，指的是虎頭蛇尾、有始無終、不了了之,。如果只出于習慣,，那么，沒有這“三把火”也罷,，否則“三把火”要是沒“燒”好,，豈不是得不償失？樹立個人權威,，以便展開自己的工作也不為過,。可是,，問題在于“三把火”是否能“燒”出來一個權威或威信,，“燒”出來一個工作思路，最終打開工作局面呢,？這實在是個無法回答的問題,，更不存在規(guī)律性，有的只是寄予機遇或新上任官員自己的能力而已,。要是我們的政府工作靠這樣的模式得以開展,，那么，依然沒有走出“人治”,，這恐怕不是我們所追求的,。
除了以上兩種動機外，還有一種動機,，那就是,，“三把火”要么是“燒”給上司看的，要么為追求政績而大搞形象工程,。這種動機自然就不必分析了,。如果我們撇開“仇和風暴”式個性官員的案例不說，上升到動機論的高度來看,，無論出于第一種還是第二種動機,，確實讓人們難以贊同所謂的“新官上任三把火”。
深層原因在制度惰性與個人主動性之弊
“新官上任三把火”之所以頻頻發(fā)生,，其實質(zhì)就是官員的個人主動性,、能動性與制度惰性之間的矛盾。對于制度惰性的問題,，在新制度主義中有深刻的闡釋,。制度的惰性，或者所謂的“懶政”,，帶有普遍性,，政府部門或多或少都存在,，而且官場的惰性根深蒂固。制度的惰性根源在于制度設計和管理方式尤其執(zhí)行力有問題,。問題在于解決制度的惰性從根本上還得靠制度本身,，也就是說要有更完善和更系統(tǒng)的制度設計，并且還要有強有力的執(zhí)行力,。新上任官員的“三把火”確實反映出了新官們的主觀能動性,，但是，它只能解決一時之需,，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更何況，不少“三把火”本身就是制度缺失下的惰性表現(xiàn),，如上面所指出的是“習慣”做法,。此外，“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能會影響工作的連續(xù)性和政策的穩(wěn)定性,，進而影響正常的工作,，也會造成思想的混亂。
由此,，我們可進而言之,，“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果不在制度的再設計與執(zhí)行力上著手，反而會拖延制度層面的改革與推進,，因為“三把火”很可能讓人們,，尤其想有所作為的官員以為“三把火”就是“三昧真火”，是解決問題的法寶,，從而掩蓋了制度本身的問題,。依賴于“新官上任三把火”，最大的問題就是它極有可能拖延制度層面的改革與推進,，這一點,，贊同者自然看不到，不少反對者也是沒有認清楚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固然讓人敬佩，但是,，將上任能夠“燒三把火”的新官當作開拓型的干部,，就不合乎邏輯了。更何況,，上任不“燒出幾把火”也不代表新官沒有歷史使命感或緊迫感,。(郎友興)
(作者為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系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