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東南亞移民的歷史可追溯到漢代,。有清一代,福建和東南沿海地區(qū),,地狹人稠,,剩余勞動力無處安身,,而此時的南洋地廣人稀,,資源富饒,。閩粵兩省與南洋僅一水之隔,,得“地緣”之便,,又有海外同族,、同鄉(xiāng)的召喚和吸引,一些無以謀生的民眾紛紛飄洋過海到南洋謀生,。清初放洋出海的華南居民,,以去爪哇島各地的人數(shù)為最多。17 世紀下半葉,,爪哇島上共有五萬多名中國人,,至18世紀初僅巴達維亞市(雅加達)就有華人十萬之多。據(jù)統(tǒng)計,,20世紀初期,,全世界華僑總數(shù)約六百三十萬多人,其中東南亞(當時習慣稱南洋)華僑約近四百二十萬人,。廣大華僑多處在僑居國社會的下層,,他們用自己的辛勤勞動對所在國家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 贏得了當?shù)鼐用竦恼J同和贊許,相處的也十分愉快,。
然而16,、17世紀以來,西方殖民列強先是荷蘭繼而是英國的侵略觸角相繼侵入東南亞,,華僑的社會地位由此一落千丈,,處于任人宰割的社會邊緣,華僑的生活只能用心酸和悲慘來形容,。為了獨占東南亞,,荷蘭殖民者不允許華人從事獨立的經(jīng)商活動,迫使華人只能充當開發(fā)其殖民地的勞工,。1740年,,荷蘭殖民者為了消滅華人的經(jīng)濟優(yōu)勢,在巴達維亞城瘋狂屠殺華人一萬多人,,造成了臭名昭著的“紅溪慘案”,。在進行肉體上消滅的同時,對尚存的華人采取了殘酷的歧視政策,,最主要的有以下兩端:
首先,,課以重稅,,限制人身自由。東南亞殖民地中以荷蘭殖民政府的賦稅名目最多,,稅率亦最高,。在荷屬殖民地的外國人都不征收人頭稅,,惟有華人不但征以重稅,,甚至比當?shù)氐耐林用襁要加數(shù)倍。華人日常生活的任何舉動,,如升旗,、祭祀、宰牲,,以及婚嫁,、埋葬、修屋,、開市等皆須向殖民地官員請示,,甚至在清理街道時,遇到華人住宅,,也經(jīng)常橫加挑剔,,若小有違犯,則課以重罰,。郵政等其他公共機關也對華人肆意謾罵歧視,,華人寄信郵匯也經(jīng)常不按章辦理,嚴重地影響了華僑的正常的生產(chǎn)和生活,。
其次,,司法歧視,剝奪正當權利,。殖民政府一向奉行殖民主義政策,,歷來不允許殖民地的被統(tǒng)治民族與宗主國臣民享有相等的權利。在荷屬南洋群島,,1854年荷蘭殖民當局把當?shù)鼐用駝澐譃樗膫等級,,而華人被列為最末等。等級不同,,法律上所享受的權利也不相同,。就荷蘭屬地的司法審判來說,它分為三等,即地方裁判所,、地方高等裁判所和本邦人民裁判所,。歐美及日本僑民被劃入本邦人民裁判所,和荷蘭人享有同等的司法權。華僑與土人被劃入地方裁判所和地方高等裁判所,。此外,在納稅,、交通等方面華僑都受到殖民政府的歧視和嚴格限制,。
進入20世紀,海外華僑民族主義思想有了蓬勃發(fā)展,,各類華僑社團大量出現(xiàn),。1900年,荷屬印尼華僑上層組建了一個新型的華僑社團——巴達維亞中華會館,。在它的推動下,各地中華會館紛紛成立,。這些會館號召僑胞革除陋習,倡導學習中國文化,,創(chuàng)立報刊,,創(chuàng)辦教育等等,加強了華僑間的團結(jié),,促進了民族意識的發(fā)展,,加強了海外華僑對祖國的認同。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后,,舉世華人無不歡欣鼓舞,。1912年2月19日,荷屬爪哇島泗水市華僑,,紛紛走上街頭,,舉行集會,升起五色旗,,鳴放爆竹,,慶祝中華民國的成立。荷蘭殖民當局竟派軍警武力干涉,,開槍打死華僑三人,,傷十余人,百余人被捕,。憤怒的華僑采取閉門罷市的行動以示抗議,,荷蘭殖民當局進而出動大批軍警強迫開市,又逮捕千余人,,釀成轟動一時的“泗水事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國延續(xù)兩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在這場洶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 海外華僑對國內(nèi)的革命活動,,始終給予了巨大的物質(zhì)和精神支持,。華僑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都曾經(jīng)積極參與,,為革命事業(yè)做出了巨大貢獻,。孫中山從創(chuàng)辦興中會起,,從事革命活動的經(jīng)費幾乎都來自華僑。他在總結(jié)辛亥革命時期國內(nèi)外志士仁人的主要作用時,,曾經(jīng)做了這樣的概括:“披堅執(zhí)銳血戰(zhàn)千里者,,內(nèi)地同志之責也;合力籌款以濟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又說,,“同盟會之成,,多賴華僑之力,軍餉胥出焉”,。廣大愛國華僑對中國革命的持續(xù)關注和捐獻的大量物資援助,是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之一,。
孫中山常年僑居海外,,深知僑胞疾苦,維護華僑利益在南京臨時政府的外交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南京臨時政府在處理外交事務時稱華僑為“國人 ”,,雖沒有建立專門的管理僑務的機構(gòu),但實行積極的護僑政策,,規(guī)定外交部負責管理“在外僑民事,,保護在外商業(yè)”。華僑對新生政權也寄予了極大期望,。 1912年2月成立了華僑聯(lián)合會,,成為臨時政府聯(lián)絡海外華僑和處理華僑事務的得力助手,進一步密切了華僑與祖國人民間的聯(lián)系,�,!般羲录卑l(fā)生后,華僑分別致電北京晚清政府,、南京民國臨時政府和上海華僑聯(lián)合會,,請求保護。泗水華僑遭受不公正對待的消息傳至國內(nèi),,引起國內(nèi)朝野各界的廣泛關注,,維護華僑合法權益的呼聲響徹華夏大地,在群眾的憤怒聲援下,,南京臨時政府采取了積極的護僑行動,。
由于南京臨時政府尚未被荷蘭政府承認,在孫中山主持下,,臨時政府外交總長王寵惠于2月21日致電主掌北京大權的袁世凱,,述說荷蘭軍警的暴行,,痛陳此次外交事件“事關國體民命”,請轉(zhuǎn)飭駐荷蘭中國公使劉鏡人與荷蘭政府進行正面交涉,,“以存國體,,而慰僑望”。同日,,王寵惠又致電巴達維亞華僑,,表示慰問,并告知“已盡力向荷使交涉”,。2月23日,,王寵惠再次致電袁世凱,轉(zhuǎn)告荷屬孟嘉錫僑民代表述說的“泗水事件”的最新發(fā)展事態(tài),,指出荷屬華僑為抵制荷蘭當局的暴行而舉行罷市以示反抗之后,,荷蘭軍警擄掠日甚,民不聊生,,事在危急,,“乞鼎立交涉”。南京臨時政府請求合作交涉的建議,,沒有得到北京當局的回應,,王寵惠又于25日致電北京當局,指出泗水僑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民國初立,,豈尚忍如滿清政府放棄責任,漠視僑民”,,若不速為拯救,,僑民的生命財產(chǎn)將受到更大的威脅。
2月26日,,孫中山主持召開內(nèi)閣會議,,議決對荷蘭交涉的四項條件:一、限三日內(nèi)釋放被捕華僑,;二,、賠償財產(chǎn)損失;三,、對被害者給予賠償,;四、恢復人權,,華僑與歐僑和日僑一律對待,。同時指出“如無滿意答復,民國自有相當之對待”,。王寵惠將上述要求通知荷蘭外交部,,并將對荷交涉的四項條件電告北京當局,。2月28日,臨時政府又令沿海都督禁止華工赴荷屬地,,以此對荷蘭政府施加壓力,。南京臨時政府的外交舉措,既考慮到了國內(nèi)的政情,,又兼顧了中國當時在世界所處的地位,,它的處理應當說是符合實際的,是值得肯定的,。在臨時政府屢發(fā)數(shù)電之后,,袁世凱才回電稱“華僑遭厄,自必竭力拯救”,,在國內(nèi)輿論和臨時政府的催促下,,北京當局也屢次致電駐荷蘭公使劉鏡人,要求其竭力與荷蘭當局交涉,。
在南京臨時政府積極爭取與北京當局合作交涉之際,,華僑聯(lián)合會等民間組織也在強大民意的支持下,發(fā)動輿論聲勢,,爭取事件的早日解決。3月1 日,,華僑聯(lián)合會致電尚在北京的華僑聯(lián)合會會長汪精衛(wèi),,指出“泗水事件”“乃民國第一次交涉,如是失敗,,則外侮紛至”,,請求調(diào)和南北,迅速交涉,。3月6日,,又再次致電,述說泗水最新情況,,指出若只是通過公使的電報往來,,勢必使事件的解決曠日持久,而僑胞的損失亦會無形增大,。上海公民急進黨致袁世凱的電文更是詞真意切,,指出“泗水一案,尤宜堅持,,弗輕解決,。吾民等血淚矢誓,當為國滌羞,。愿君努力,,共挽國權”,。廣大民眾的輿論呼吁,激起了國人的愛僑義憤,,各界的通電紛至沓來,,如雪片般匯成護僑的強大洪流,使荷蘭當局看到了中國不同以往的護僑情結(jié),,不得不采取妥協(xié)避讓的策略,,加快了事件的解決進程。
由于中國政府立場強硬,,民眾情緒高昂,,經(jīng)反復交涉,迫使荷蘭政府不得不釋放所有被捕者,,并答應如下條件:一,、懲辦殺害華僑的兇手;二,、優(yōu)禮安葬被害華僑,,撫恤家屬;三,、受傷華僑除由荷蘭政府負責醫(yī)治外,,并給予調(diào)養(yǎng)費;四,、華僑財產(chǎn)損失如數(shù)賠償,;五、荷蘭政府對旅居荷屬的華僑與荷蘭人同等看待,。南京臨時政府在“泗水事件”交涉過程中,,一改晚清政府在對外交涉上軟弱可欺的局面,為在海外忍氣吞聲的泗水僑胞爭得了合法權益,,“泗水事件”的成功交涉是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外交的一次重大勝利,,使近代中國外交有了新的生機,也是南京臨時政府外交活動中的閃光點,,贏得了海外華僑的廣泛贊譽,,使海外僑胞第一次感到獨立的中國是自己的堅強后盾,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