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都在講“一帶一路”，絲綢之路已成超熱門話題。故也來湊湊熱鬧,，談談絲綢之路上的中國瓷器,。

　　元明瓷器“貿易瓷”出口土耳其

　　目前我們最熟悉的中國瓷器收藏，多為歐洲英德法諸大博物館,。中國瓷器之所以享譽海外,，正是因為進入了這些發(fā)達國家(我們平時叫歐洲列強)的文明史，由于英德法和后來的美國掌握著近代文明的話語權,，一旦為他們青睞,，自然就有了巨大的影響力，成為東西文明交流的標本,。也成為中國文化傳播至世界的明確證據(jù)——沒有“接受方”即歐美列強依仗工業(yè)革命和先進航海技術所帶來的世界文明話語主導權,，中國瓷器不過是一些商品而已，是無法成為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文明標志的,。

　　但其實,，比歐洲規(guī)模更大的中國瓷器傳播、流通與收藏，并不是落戶在我們習慣上已經接受的,、遠隔重洋的歐美白人世界,；而是在過去不被重視的土耳其、伊朗,、敘利亞等西亞中東地區(qū),。只不過他們在經濟上相對封閉落后，又不屬于西方文明以基督教為主導的文明形態(tài),，所以一直在視線以外,，在世界上并沒有話語權和影響力，遭到長時間的忽視而已,。

　　1986年,，英國倫敦蘇富比拍賣行出版了《托普卡帕皇宮博物館所藏中瓷器》，我曾經對這部圖錄產生了濃厚興趣,。托普卡帕皇宮博物館是土耳其最著名的博物館,，其中藏有一萬多件中國青瓷、青花瓷,、彩瓷和鑲寶石瓷器,。這樣大規(guī)模的中國瓷器收藏，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見,。其時我正在了解“貿易瓷”即西方(包括西亞中東)向中國下訂單,，制作購買大批瓷器的情況。想想在土耳其,，必會有這方面的實物資料,。土耳其在古代是奧斯曼帝國，1299年建國時,，正當中國元朝大德三年,。至1453年占領伊斯坦布爾，開始興建托普卡帕皇宮后,，即以此為奧斯曼蘇丹居所,，亦是奧斯曼帝國的行政中心。其時已是明代宗景泰年間,，距明朝建國也已五十多年了,。那么，在從元大德到明景泰之間的150多年之間,，中國瓷器陸續(xù)進入土耳其奧斯曼帝國,，而在托普卡帕皇宮建成后的又400年間，中國瓷器又在以各種不同方式進入中東收藏,，從而構成了這一萬多件的豐富寶藏,。土耳其官方認為，托普卡帕皇宮收藏的中國瓷器，是世界上品質最佳,、數(shù)量最龐大的巨藏,。600多年來，中國外銷西亞的各類風格樣式的瓷器,，都可以在這批藏品中找到代表作,。當時的奧斯曼皇室和貴族豪門，爭相購藏,，以炫富奢,；蘇丹國王給臣下的賞賜品或臣民呈獻蘇丹的貢品中,，必有中國瓷器,。又比如，瓷器上(及絲綢上)的紋飾圖案,，也對奧斯曼藝術產生了巨大影響,。乃至從奧斯曼帝國第一個都城布爾薩到伊斯坦布爾的建筑、伊茲尼克瓷磚上,，都可以看到中國瓷器上慣有的獨特風格紋樣,。這是一種在西亞背景下的中國元素的有趣呈現(xiàn)。

　　瓷器通商帶動“青花瓷革命”

　　托普卡帕皇宮中的中國瓷器藏品,，都來自于地處長江以南即南方系統(tǒng)的龍泉窯和景德鎮(zhèn)窯,。十三世紀以降，吾浙的龍泉瓷和江西景德鎮(zhèn)瓷接受外域訂單,，大批外銷,。龍泉青瓷最初被廣泛用于茶席，從唐五代到南宋,，已呈十分興旺發(fā)達之勢,。元代以后，重視商貿,，主要港口的瓷器貿易由蒙古人,、色目人和聚居的阿拉伯人、伊朗人掌控,，據(jù)說當時連貿易談價都有以波斯語進行的記載,。就浙江而言，其時龍泉窯規(guī)模甚大,，龍泉縣內就有360多口窯,，而鄰近的慶元、云和,、麗水,、永嘉，迄今為止總計有窯500口多，每一次燒制都在4萬件器物以上,。此外,，當時的大型碗、盤,，都是專為伊斯蘭市場定制,；最著名的造型，又是采自中東的青瓷梨形水注壺并以著名的奧斯曼工藝鑲以銀制流嘴和金制壺蓋及把手,。而花瓶供瓶等,，才是多為國內本土所需求。

　　景德鎮(zhèn)瓷器則帶動了“青花瓷革命”,，而它首先得益于從波斯(今伊朗)鈷料的進口,。其實，元朝已設立“浮梁瓷局”,，在出土瓷片中已明顯可見藍底上以白色描繪繁密的伊斯蘭風格圖案,；明永樂年間，青花瓷崛起于景德鎮(zhèn),，伊斯蘭的用器出土約有七千件大型碗盤與扁壺,。據(jù)說三寶太監(jiān)(亦為穆斯林)鄭和下西洋，使青花瓷器外銷遠及中東世界各地,。更有發(fā)現(xiàn)大批仿中東之金銀器型的瓷器,，應該是專為伊斯蘭市場生產制造；估計在當時的景德鎮(zhèn),，無論海外要求的任何造型和紋飾,，制瓷工匠和畫師們都能應對自如。而適足以作為旁證的,，一是青花瓷圖案有郁金香紋,，郁金香原產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十七世紀初風靡荷蘭,，不是中國本土產物,；沒有外來訂單，不會產生這樣的紋樣,。二是有仿十六世紀土耳其伊茲尼克花瓶形制造型的水注梨形壺,。總之,，中國外銷瓷歷史中,，可以看出橫貫幾百年的中東地區(qū)諸國不斷大量購入中國瓷器，并通過龐大的訂單及和江南各個地區(qū)窯場的合作,，使得古奧斯曼(土耳其),、古波斯(伊朗)及阿拉伯的審美意識逆向輸入中國,，對中國瓷器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起到了關鍵作用。尤其是鈷料的從波斯進口,，直接導致了青花瓷藝術的異軍突起,；地方文獻記載，當時有不少景德鎮(zhèn)窯場主管,，竟是直接由穆斯林掌握,。更奇者，是今藏臺北故宮的明正德時期的青花碗上,，碗沿和碗內壁上還燒制有阿拉伯文,，取材于《可蘭經》。但因為是由不懂阿拉伯文的中國工匠書寫,，有些字還很難辨識,。這些，都是當時彌足珍貴的研究線索,。

　　土耳其專家在提到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宮博物館巨量中國瓷器時,，還不忘記提示一個重要的事實：現(xiàn)存歐美其他國家的中國文物,，大多是經過戰(zhàn)爭,、搶掠、走私等不正當途徑獲得的,。從圓明園的燒殺搶掠,、敦煌文物的騙取盜竊到國外拍賣會上屢現(xiàn)中國古物的高價拍賣事件，即可看出,，許多文物背后,，都深藏著一段近代以來中外交流屈辱史；但是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宮里的中國瓷器寶藏,，卻是中國和土耳其兩國千百年來友好通商的成果,。由此而衍生出來的中國瓷器外銷中東、中國瓷器在奧斯曼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中國瓷器對土耳其奧斯曼藝術的長期影響,，這些課題，都應該在絲綢之路,、一帶一路的今天大背景下獲得學術界足夠的重視和充分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