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國家魯迅研究漸熱

　　認識中國文化的一個潛力無窮的窗口(文學聚焦)

　　李貴蒼

　　·就方法論而言,，新世紀以來英語世界的魯迅研究專著和傳記各有側重,，但都可以歸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范式中

　　·魯迅不僅是世界級文豪，而且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研究這一現(xiàn)象,，挖掘“魯迅精神”和“民族魂”的內涵,，不僅具有學術和學科意義,，也是認識中國文化的一個潛力無限的窗口

　　早在1927年,，美國學者巴特勒特(Bartlett)就在美國《當代歷史》上發(fā)表《中國革命的思想界領袖們》一文，積極評價魯迅的《阿Q正傳》《風波》和《狂人日記》等短篇小說,，開創(chuàng)了西方魯迅研究的先河,。此后幾十年，魯迅研究雖未停止,，但始終表現(xiàn)平淡,，整體研究成果并不豐富,。截至本世紀初，僅有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和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等人出版的專著和其他幾位學者的博士論文,，研究主力幾乎是清一色的華裔學者,。

　　新世紀以來，魯迅研究在英語國家呈現(xiàn)突破性進展——除發(fā)表大量魯迅研究論文外,，自2002年起,，英語國家的多家著名大學出版社出版魯迅研究專著8本，傳記2本,，作為中國文學巨匠的魯迅,，在海外學界影響力不斷提升。

　　西方挖掘“魯迅精神”和“民族魂”內涵

　　長期以來,，西方魯迅研究的范圍十分狹小,，主要集中于他的前期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說,，很少涉及散文和雜文,，迴避左翼時期的魯迅及其作品。如今態(tài)勢已大為改觀,。國際知名的澳大利亞魯迅研究學者黃樂嫣(Gloria Davies)2013年出版《魯迅的革命：動亂時代的寫作》，從文學,、語言和思想三方面,，集中研究魯迅后期(1927年-1936年)的散文和雜文作品，深入挖掘其中表現(xiàn)的人民性,。哈佛大學哲學教授伊維德(Wilt Idema)研究對比歷代作者對《莊子·至樂》的改編后,，認為魯迅的《起死》與《故事新編》中收錄的其他故事意旨相同，都是妙用典籍之作,?！镀鹚馈芬詰騽〉男问胶颓楣?jié)，辛辣諷刺當時知識界不切實際的空談做派,。

　　愛丁堡大學教授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出版《情書與現(xiàn)代中國的隱私文化：魯迅和許廣平的感情生活》,，不僅從文學的角度分析《兩地書》的體裁、形式,、風格和內容,，還對比中國和5個英語國家的隱私文化，以比較文化的視角還原了以“民族魂”為核心的魯迅精神及其人道主義者形象,。加拿大學者保爾·福斯特(Paul Foster)2007年出版長達400多頁的《阿Q譜系考古學》,，以文學分析為主，結合話語分析和其他文化研究方法,，圍繞百年來阿Q形象的嬗變,，穿梭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和歷史,。

　　英國學者卜立德(David E. Pollard)、杰里米·譚布林(Jeremy Tambling),，加拿大學者溫迪·拉爾森(Wendy Larson),、傅佛果(Joshua J. Fogel)，美國學者鄭愛玲(Eileen J. Cheng),、卡羅琳·布朗(Carolyn Brown)等人的研究專著,，也從不同角度廣泛深入挖掘魯迅其人其文的思想價值與藝術成就。除鄭愛玲外,，這些學者母語均為英語,，并來自多個國家，其中還有像羅琳·布朗這樣的非洲裔美國學者,。這說明魯迅研究不再局限于一國一域,，而是在英語國家受到更廣泛關注。

　　魯迅的價值被西方重新發(fā)現(xiàn)

　　隨著魯迅研究在對象上的拓展和研究者隊伍的壯大,，相關研究方法也實現(xiàn)了突破,，魯迅的價值日益被西方學術界重新發(fā)現(xiàn)。

　　杰里米·譚布林運用語言學,、話語分析以及巴赫金對話和復調理論研究魯迅小說,，認為魯迅使用白話文創(chuàng)作，其意義與但丁棄用拉丁語而改用意大利語創(chuàng)作《神曲》,，有異曲同工之處,，并認為《吶喊》中的每一個短篇都創(chuàng)造了一種特殊的“聲音”，每部作品都有“復調”效果,，對中國短篇小說的發(fā)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換句話說,，在杰里米·譚布林看來,，魯迅的創(chuàng)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展提供了一種話語結構和形式，具有開拓性意義,，就其作用和效果而言,，魯迅可比肩但丁。

　　卡羅琳·布朗細讀《吶喊》和《彷徨》,，運用榮格的人格理論,，尤其是“真我”“自我”“原型”“陰影”和“人格面具”等理論，結合魯迅生平和當時的歷史文化語境,，進行魯迅“思想的深層解構”,，建構魯迅的心理、人格和精神結構，進而揭示現(xiàn)代中國作家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結構,。這本專著甫一出版,，即好評如潮，文學界和心理學界一致認為布朗不但實現(xiàn)了文學跨學科研究的可行性,，而且實現(xiàn)了方法論的突破和創(chuàng)新,，將魯迅研究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就方法論而言,，新世紀以來英語世界的魯迅研究專著和傳記各有側重,，但都可以歸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范式中。文化研究克服了文學本體論和純審美研究的局限,，學者們結合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心理學和文化學等學科理論,，以各學科中的文化關鍵詞為語境，以世界文學,、文化,、思想史和歷史為視野，重估魯迅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史以及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作用,，重新認識魯迅,、發(fā)現(xiàn)魯迅、評價魯迅,，取得了一系列新發(fā)現(xiàn),。黃樂嫣認為：“從名望、震撼力和恒久的(讀者)敬仰等幾方面考量,，魯迅文學的國際影響可以媲美馬克·吐溫、莎士比亞,、歌德和托爾斯泰,。”其他學者還將魯迅和狄更斯,、奧威爾,、卡夫卡等世界文豪相提并論。這樣的評價不僅客觀而且符合事實,。

　　本世紀英語國家的學者運用比較文學,、比較文化和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將魯迅研究從以審美為主轉向以文化研究為主,，認為魯迅不僅是世界級文豪,，而且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通過研究這一現(xiàn)象,，可以挖掘“魯迅精神”和“民族魂”的內涵,，進而認識和了解中國人的內在精神,。魯迅研究熱潮不減，研究魯迅不僅具有學術和學科意義,，而且是認識中國文化的一個潛力無限的窗口,。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