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鄧建國：大變局下,，中西方文明交流何以“去塞求通”？

　　中新社上海11月1日電 題：大變局下,，中西方文明交流何以“去塞求通”,？

　　——專訪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傳播學系主任鄧建國

　　作者 樊中華 張楠

　　交往歷史源遠的中西方突破“交流屏障”為何格外不易,？日新月異的現(xiàn)代媒介技術對中西方“聽懂彼此”是桎梏還是機遇,？交流表象背后應如何看待東西方文明的碰撞？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傳播學系主任鄧建國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表示,，縱觀歷史，中西方之間交流“暢通”遠多于“不暢”,，傳播表象背后是東西文明流動的多次轉向,，其動因正是彼此希望學習互鑒的內驅力量。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西方之間的文明交流有千余年歷史,，“不暢”是否是常態(tài),？

　　鄧建國：回望歷史，中西方交流并非始終“不暢”,。早在13世紀,，意大利商人馬可·波羅就將中國的文明圖景帶回西方。他對元朝初年中國商埠和大城市繁榮景況的描述,，很長一段時間內構成了西方“中國想象”的底色,。

　　1405年開始，鄭和下西洋主動傳播中華文化,，影響深遠,。他途經的亞非諸國,，驚嘆震撼于明朝船隊的舟楫之雄偉，人物之豐偉,，才藝之巧妙,，以及明朝具體而微、縝密有序的禮儀文化,。這些遠勝于當?shù)氐奈镔|與文明讓航線沿岸國家對明朝中國充滿向往,，并主動派遣使臣，前來學習效仿明朝的先進文化,、技術甚至制度體系,，促進了本國發(fā)展。

　　隨著新航線開辟,，16到17世紀,，大量歐洲商人、傳教士來到中國,，并將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乃至漢學典籍帶回西方,。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他精通漢語,，將《四書》翻譯成拉丁文,，在其著作中詳盡介紹中國，使歐洲民眾對于中國的認知更加積極樂觀,。

　　彼時西方對中華文明一直處于仰慕和向往的狀態(tài),，歐洲在18世紀甚至形成了近百年的“中國熱”。從王室到平民,，都在熱議中國的戲曲、瓷器,、園林,、風俗文化等。

　　更加重要的是,，中國傳統(tǒng)儒家,、道家等思想，以及由此勾畫的文明,、安定,、富裕的國家圖景等，為經歷了黑暗的中世紀且戰(zhàn)亂不斷,、急切尋找新政治體制出口的歐洲所向往,。伏爾泰熱衷于贊美中國的道德與法律，將孔子看作“理性”和“智慧”的“闡釋者”,。其借用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的思想文化,，拓展視野,，逐步形成其啟蒙思想體系。

　　因此,，在近代以前,，中國的燦爛文明一直在向西方輸出，雖然囿于當時的傳播工具和地理空間限制,，是涓涓細流,，但整體而言中華文明對西方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新社記者：哪些因素導致了近代以來中西方的“交流不暢”,？

　　鄧建國：最根本的原因是自18世紀以來,，中西方社會發(fā)展產生了一次大分野。當時中國仍處于農耕社會緩慢的發(fā)展模式中,，而西方經歷了文藝復興,，自然科學獲得大發(fā)展，進一步催生了工業(yè)革命,，生產力大大提升,。一方面，社會經濟迅猛發(fā)展,，思想文化飛速進步,，現(xiàn)代化的生產體系、制度,、律法體系開始逐步建立,；另一方面，生產過剩使其本國市場供大于求,。此時,，根據以往形成的“中國想象”，西方開始渴望與遠在東方的大國建立貿易關系,。

　　這就形成了近代中西文明一次顛覆想象的“大碰撞”,。1793年，清朝乾隆時期,，英國人馬戛爾尼率領一支800余人的使團來華協(xié)商通商貿易,，遭到乾隆拒絕，經歷“下跪之爭”,，還看到了真實的,、落后于彼時西方的中國。

　　英國人來華尋求貿易機會本是一次中西方深入交流的機會,，但因為中西之間在思想觀念和社會發(fā)展程度上相去甚遠,，二者碰撞之后彈開,。此后，英國便開始了對華鴉片貿易,，最終導致了鴉片戰(zhàn)爭,，中國則開始進入救亡圖存的歷史時期。由于“救亡”的緊迫性遠大于文化的復興與啟蒙,，中國人開始學習西方先進思想,、技術以迅速改變落后的中國，此時“師夷長技以制夷”等思想成為主流,。由此,，中西方信息流向發(fā)生了一次徹底的轉向。

　　同期,，以電報的發(fā)明為開端,，現(xiàn)代傳媒技術盡數(shù)出現(xiàn)在西方，支持了其無所不在的殖民統(tǒng)治及價值觀輸出,，這使西方進一步掌控了近代以來國際傳播的話語權,。

　　因此也可以說，“中西溝通”并非一直不暢,，而只是信息的流向有所變化,。從中國角度，由通而塞,，是由中西方近代經濟社會發(fā)展分野造成其從“傳者”身份向“受者”身份轉變的不適,。而在西方視野里，“想象中的中國”破碎后,，很長時期內,，無論在傳播技術上還是現(xiàn)代文明上，中國都淪為其“理所當然”的被動的“受眾”,。

　　中新社記者：當前,，中國經濟已經崛起，伴隨文化復興,、文化自信的回歸，中國的移動互聯(lián)網日益發(fā)達,，這讓中西方交流呈現(xiàn)怎樣的新趨勢,？

　　鄧建國：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今天西方仍是話語強勢的一方,，全球范圍內的政治經濟結構并未發(fā)生根本性變化,。此外，中國發(fā)達的移動互聯(lián)網多體現(xiàn)在消費,、服務等應用端,，美國三大社交媒體的全球使用率仍然極占優(yōu)勢,。

　　但另一方面，一國的經濟硬實力能影響其軟實力,，崛起的中國代表了不同于西方的中華文明的復興,。中西之間的文明接觸在所難免，但其流向會更多地呈現(xiàn)雙向趨勢,。在越來越小的“地球村”內,，“如何做”要比“如何說”更為重要。

　　因此我認為,，當前的中國應在行動與傳播上雙管齊下,。例如，中國實現(xiàn)了人類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脫貧,，中國通過多種路徑踐行了將“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的承諾,，中國有力控制疫情成為2020年全球唯一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等，這些行動和事實世界有目共睹,，都可通過傳播的基礎設施和內容向西方流動,。只要一國言行一致，公信力自然就會建立起來,，獲得全球的認同,。

　　中新社記者：面對中西方交流現(xiàn)狀，中國在國際傳播中可以主動做些什么,？

　　鄧建國：一方面是宏觀理念上的轉變,，中國應該更加充分地打開自己，讓西方更加了解具象的中國,。

　　這種“打開”包括重新認識何種信息能使人產生認同,。說服理論中有一個“知識偏見”的概念,，即公眾在決定是否相信一個發(fā)言者時，會將其發(fā)言內容與發(fā)言者身份(及其背后利益)相比較,。因此,，中國人自我批評與批評外國人，對自身公信力的影響效果完全不同,；其次,，中國的對外傳播應更多地展示真實的人及由此構成的國家。優(yōu)點很多但也有一些缺點的國家,，會顯得更真實,、親和、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我們要在國際傳播中“求同”而非強調差異。文明的異質可能源于地理環(huán)境的隔絕與迥異,，但論及受眾個體對信息的渴求,，無論東西方都大致一樣。這種“同”是中西方受眾同為“人”能夠彼此理解的本性,。

　　雖然當前媒體表現(xiàn)形式多元化,，但為不同媒介尋找適合的信息去傳播仍是關鍵。非虛構寫作正是硬新聞之外的一種體裁,，它把普通人的故事講給普通人聽,，運用大量好看的電影敘事手法，在人情人性層面打通中西方受眾,，使之共情,、相互理解。事實證明,，無論中西方受眾,，都對這種充滿人性的、沉浸式的新聞體裁興趣濃厚,。

　　除了在細節(jié)上使受眾具備易感性,，一個文明還要在價值觀上具有吸引力，兩相結合就具備了較強的傳播力,。

　　這就需要基于文明的價值觀進一步脫離其具體性意識,，要有更多普適性，甚至抽象性,。其傳達的理念可讓全世界不同的人從不同角度去積極解讀，轉化為“自我理想”,。對西方受眾而言,，這與地理隔絕時代構建的脆弱的“中國想象”不同,，這種認同是發(fā)達媒介時代一個國家言與行、現(xiàn)實與理想,、古代與今天之間三組張力的統(tǒng)一,，具有建立在真實性上的理想性魅力。(完)

　　受訪者簡介：

　　鄧建國,，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博導、傳播系主任,、傳播學博士,，曾任Shanghai Daily記者、編輯,。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和新聞學院訪問學者,、中國新聞獎網絡新聞和國際新聞評委、上海市曙光學者,、Sixthtone高級顧問等,。研究領域為傳播理論、中外傳播思想,、媒體融合等,，已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fā)表中英文論文60余篇，出版專著兩部,，譯著多部,，完成國家社科項目兩項。